“超级共谍”郭汝瑰为何30年后才被批准加入中共？[@裸嘢李 转]

“超级共谍”郭汝瑰为何30年后才被批准加入中共？[@裸嘢李转]

图文源自网络想法看法说法 2019-10-31

更多精彩请加微信54446700，注明读者。帖子最下方可以“写留言”

作者非常历史

解放战争期间，国民党军队内涌现了一批暗中为解放军提供情报的谍报人员。其中，以熊向晖（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胡宗南的机要秘书）、韩练成（国民党46军军长、国民政府参军处成员）、郭汝瑰（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即作战厅中将厅长）三人最为有名，他们皆为潜伏在国民党内而身份很重要的中共情报人员，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军事胜利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按在国民党军内的地位与提供情报质量数量排序，郭汝瑰似应拔得头筹。从1945年5月与中共建立秘密联系始，至1949年12月他领导国民党72军在四川宜宾起义止，他累计向中共提供大小情报一百余次，包括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及孟良崮战役计划、淮海（徐蚌）会战计划及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等文件、长江江防计划、江南作战计划、西南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情况等等。

但是，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三人的地位，却有着微妙的差别。

熊向晖

熊向晖是1936年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共的，他在整个潜伏生涯中，都始终是秘密在册的共产党员，与党组织一直保持着联系。解放后，熊向晖作为周恩来的助手，先后出任了外交部、军委情报部、中央统战部、国家安全部等处要职。

韩练成

韩练成原在西北军时，虽未来得及加入中共，但受刘志丹影响，曾接受中共领导。故1942年抗战期间，他以国民党十六集团军中将参谋长身份，在重庆秘密会见时为中共代表团团长的周恩来，提出要为中共服务后，周恩来即欣然接纳，并指示其仍潜伏于国民党内。1950年，韩练成正式完成了加入中共党组织的手续，出任甘肃省副省长、兰州军区中将副司令员。

而被台湾媒体称为“超级共谍”的郭汝瑰，竟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，都被排除在中共党组织之外，只有一个“国民党起义军人”身份，以原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厅长之地位，长期做军事学院的教员（副处长级）。1979年，在他下放所在的四川巴县武装部党支部内，才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尔后，逐步落实政策，最后到年过七十之后，才以副兵团职级身份离休。

郭汝瑰是1928年就参加了中共的，后因军队转战而失去了联系。一直到1945年5月，他已官至国民党军务署副署长时，偶然遇到在中共时的同志，从此才与中共重新建立联系。他与中共在重庆的代表董必武秘密会面，向董提出了重新回到共产党队伍的请求，甚至请求到延安去。但当时，董必武认为他在国民党内已居高位，潜伏于此，更有利于中共的事业，因此，指示他按潜伏方针办，并指定了专人（任廉儒，中共军事情报处人员）单线与他联络。对于郭汝瑰提出恢复中共党籍的要求，董必武表示，要他接受党的考验后再说。

当时，郭认为只要为中共做事了，自然就能成为共产党员，这只是时间问题。对“考验”一说，他显然也很同意。于是，此后四年间，他与任廉儒秘密会见一百余次，向任送去了大量高级军事情报。直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崩溃之际，任又向郭传达了上级要郭掌握一支国民党军队，伺机举行起义的指示，郭汝瑰也照办了。他在获任国民党军第72军军长后，举行了宜宾起义，打破了国民党西南防守计划，为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撕开了一个缺口。

郭汝瑰

新中国成立后，郭汝瑰被任命为川南行署委员、交通厅长。其间，郭向党组织提出了恢复党籍的请求，时任川南行署主任的李大章对他说：“要进入阶级队伍，谈何容易！”说郭是原国民党中将，入党问题需中央批示，恢复党籍问题更无从谈起。

郭汝瑰被调到南京军事学院后，曾先后向董必武、任廉儒等人写信，董回信说：“入党事应由基层吸收。”任廉儒则仍劝郭：“耐心经受考验，争取早日入党。”

但是，入党一事始终无人出面解决。昔日早期中共党员、堂堂国军中将厅长，只好屈为“起义人员”，做一个军事教员。在1950年代的肃反、反右等运动中，郭汝瑰屡遭厄运，不是被打成“假起义的国民党特务”而遭逮捕，就是差点被打成右派分子进入另册（幸得中央军委批示：“情节轻微，不作右派处理。”），“文革”中更是经常挨斗，后又被当成不可靠的人，下放到四川巴县，一呆就是十年，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实政策后，才移居重庆。

应该说，与其功劳相比，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期内郭汝瑰所受到的待遇，是不公平的。特别是在加入中共一事上，屡屡拒他于门外，更是不可思议。

如果说，郭汝瑰有什么重大问题，不能让其加入共产党，但董必武、任廉儒却又指示他要经受考验，争取加入。而若没有什么问题，为何又连一个普通工人农民都能有的机会，却偏偏不给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郭汝瑰？

其实，党的政策也有灵活的时候，并非全是原则教条而不可逾越；李大章对郭汝瑰所说的“要进入阶级队伍，谈何容易”一语，也未必全是道理。

1940年，国民党中统特务李茂堂，与西安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，表示愿为中共工作。李原是中共党员，1935年在上海被捕后自首，做了国民党特务。毛泽东得知此事，指示中共情报机构可以与李茂堂联系，发展其为中共谍报人员。1945年，李茂堂升任国民党中统陕西省负责人（中统室主任），当年11月，他秘密到了延安，向中共情报工作领导人李克农提出重新加入中共的要求。对此，毛泽东当即批准了李克农的报告，同意重新接纳李茂堂入党，并具体由罗青长（时为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）、汪东兴（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）二人做李的入党介绍人，以后遂有“两个主任介绍另一个主任入党”的说法。

连一个在历史上有过叛党情节的特务，毛泽东都能同意其重新加入共产党，那么，根本无任何叛党污点的郭汝瑰，却为何在解放前四年中、解放后三十年间，要求入党而不能呢？若说对共产党的重要性，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中将厅长的作用，不会比一个省的特务机关首脑的作用小吧？

然而，不知为何，李茂堂能二次进入的大门，却难于对郭汝瑰第二次开启。

这是一个历史之谜。

谜底在什么地方？

郭汝瑰

郭汝瑰问题的当事人，都已先后驾鹤西去，郭老也以九十高龄辞世多年。现在，不妨对这个谜，来一次猜度。

像郭汝瑰这样在国民党中有高级地位的人，欲加入中共，若当时在中共内部，没有对他的历史很了解、且处于很高的负责地位的同志为其开门，那么，实际上他便难于获得中共上层的真正信任，因此，在实践中，只会被视为统战的对象、合作的朋友，而不会当同志对待。

韩练成是在抗战期间主动与中共进行联系的。起初，周恩来对他也是只有客气而无信任。当韩练成主动提出要为中共服务时，周恩来则说：这样做不利于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。婉拒了韩的要求，并欲礼送韩出门了事。但是，戏剧性的情节在最后一刻发生了，临送韩出门时，当周恩来在问话中，得知韩练成就是“韩圭璋”，即刘志丹生前曾告知过的中共在西北军中的关系人时，周恩来的态度立马为之一变，亲切无比，一口一个“练成同志”了，并且指定李克农亲自与韩保持联系。

韩练成的中共党籍，当时没有确定，这显然是为韩的潜伏之安全考虑。所以一解放韩练成就顺利加入了中共，并且有周恩来为之做证明人。周还对有关人员说：韩练成早就是共产党员了，现在只是履行入党手续。1955年授军衔时，周恩来还亲自找韩练成谈话，半开玩笑说：如果按国民党起义将领待遇，韩可授上将，按共产党军队资历，则只有中将衔啊！韩忙说，我要党员，不要上将。结果，韩练成被授予解放军中将衔。

李茂堂

李茂堂的情况与韩练成类似。他之所以能以国民党特务之身而重新加入中共，首先是因为有中共负责西北情报工作的领导人王超北的力挺。王与李原在上海就是党内同事，王领导李，李被捕后的自首情况，王也知道一些。同时，王超北又是李克农的重要助手。作为国民党中统局在陕西的头头，李茂堂重回中共队伍，无疑对中共获取更多国民党的情报，是大有益处的。王超北、李克农，还有毛泽东，在斗争中都是很务实的人，不是书呆子。因此，李茂堂重入中共队伍，比韩练成、郭汝瑰都要顺利，解放前就解决了党籍一事。

郭汝瑰呢？

虽然他早在1928年就加入了中共，但是，他的党内同志却都只是中共基层普通党员，而且后来各奔东西都不知去向（其入党介绍人袁镜铭于1930年被国民党杀害），也没有人在党内担负重要职务，他本人也没有与任何一个中共要人发生过关系。1945年5月，郭汝瑰虽然通过偶然遇到的老乡任廉儒，二次见到了董必武，并向董提出了重回中共、去延安的请求，然而，董却只要他继续留在国民党阵营内，对郭提出的恢复党籍一事，不予作答，相反要郭经受考验再说。

估计，此时董必武的想法，就如同初次见到韩练成的周恩来一样，不会全相信郭汝瑰的要求。所以，当郭汝瑰说何应钦将派他出任驻美军事代表一事并请示董时，董必武便说：“我们不耽误你的事业，你可以去美国，在美国再同我们联系。”这样看，董必武与郭汝瑰的关系，显然难于达到同志的程度，仍只停留在统战观念之阶段。

后来负责与郭汝瑰进行联系的任廉儒，看来级别不高，他的领导人是中共南方局负责情报工作的吴克坚。但是，像郭汝瑰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，在与中共情报人员的联系中，除开始时见过董必武外，以后的四年，就只是与任廉儒打交道，而没有任何一位中共高级干部来与他联系，甚至连南方局的吴克坚，都从没有出面来见见郭汝瑰。

一桩送上门的巨大生意，公司负责接待经办的，却不是总经理、副总经理，甚至还不是部门经理，而只是公司授权有限的普通办事员。这对送生意上门的人，显然是不利的。

因此，郭汝瑰的情报虽然可以到达中共高层，但中共首脑们，大概不会知道这个送出情报的国民党中将，会是一个要求归队的前中共党员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陈赓大将曾对他的儿子陈知建说：“有一个国民党的作战厅长、兵团司令，其实是我们的人。”说的就是郭汝瑰。只是，不知陈赓大将是否知道，这个“我们的人”当时却还不是共产党员！

曾秘密接待过郭汝瑰的董必武，是如何看待郭汝瑰的身份呢？

董必武

显然，他似乎始终并不以为郭汝瑰是中共归队人员，而是只视为与党合作的朋友。不然，他就不会在新中国成立后，当郭汝瑰写信请他帮助解决党籍问题时，只回复说：“按党章只有基层通过才能吸收（入党）”，而没有像周恩来在韩练成入党时那样旗帜鲜明地表态。

显然，董必武是没有做他可以做的事。

究竟是董必武一开始就将他认为是来历不明的郭汝瑰，定位于统战对象，还是董必武将郭汝瑰的关系，交给吴克坚办理后，就没有再过问郭的问题，从而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不能明确地为郭的党籍问题表态？

对此，外人无法知道。

任廉儒

解放战争四年中，负责与郭汝瑰联系的任廉儒，虽然清楚地知道郭的功绩，但郭作为国民党中将，以前又曾是中共党员，若没有上级的态度，任也不可能解决郭汝瑰的入党问题。不幸的是，任廉儒1953年因病去世，可以坚定证明郭汝瑰曾为中共冒死工作的人，一个都没有了。

虽说成千成万的共产党人，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而奋斗，但是，在这个队伍中，人与人常有的微妙关系，并没有消失。虽然面对的都是党内同志，但对一件事的态度与认识，在熟人、好友与陌生人之间，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。有时，这种微妙的区别，产生于起点时，对后来发生的事情，就有可能是千差万别。

如果，郭汝瑰不是国民党中将，只是普通的国民党军官，可能很快就能重新入党了。因为，普通人加入中共，只需基层党组织即可批准。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失去了组织关系的共产党人，后来重新加入中共的事例很多。

或者，如果郭汝瑰一开始秘密联系的中共人员，是像李克农那样的情报机构重要负责人，即便对郭的过去不了解，那么，经过四年间一百多次大小情报的送出，李克农则完全可能会相信郭汝瑰是真心归队，也会早早认识到郭汝瑰的能量，而可能也会像极力支持李茂堂重新入党那样，力挺郭汝瑰解决党籍问题。

可惜，郭汝瑰投向中共时，命运使他找到的是这样两个人：一个是日后并不直接领导他工作的董必武，一个是他的老乡任廉儒。前者，因不直接领导他的工作，致使郭汝瑰四年的情报经历，都无法在董的心目中建立信任。后者，因级别太低，他的任何证言，也许都无法说服或达到有关部门。他去世之后，连证言也没有了。